龙8客户端登录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，近代茶业终究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。清初在欧美享有盛誉的茶叶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蹶不振，二战及其后，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，导致中国茶叶年出口曾降到一万吨以下。

　　共和国成立后，中华大地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，茶业也蓬勃发展。茶文化焕发着青春的朝气，曾经中断的品茗艺术，又渐兴起，茶艺不再是贵族士大夫阶层的专利，国内外茶文化交流频繁。茶俗依然渗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方面，在婚丧嫁娶等各种礼仪中，都少不了茶的清影。宾客上门，茶依然是表达情谊的最好方式。工作之余，一杯清茶，顿时偷得浮生半日闲。

　　新时期以来，茶文化也面临着巨大挑战，也展现出新的特色。一方面，人们追求古典茶艺的回归，另一方面，具有异域风情的茶饮颇受年青人的喜爱。古老的茶文化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，始终充满着活力。

　　茶叶的清芬甘甜，滋润着忙碌的现代人的心田。传承几千年的中国茶俗既有厚重的历史积淀，又有清新的时代气息。茶使世界更美好，茶使人类更健康。21世纪将是一个茶文化的世纪，茶文化将大放异彩。

　　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，从此，中国沦为封建、半殖民地的深渊，中国人民在“三座大山”的压榨下痛苦地，中国近现代茶业也一蹶不振，处于衰落时期。

　　由于清朝初年茶叶在欧美已享有盛誉，饮茶在王公贵族间开始流行，所以在鸦片战争后的四十多年间，中国茶叶出口总额略有上升，茶业技术和茶树种子也大量出口。但是，当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的茶叶生产发展后，就使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受到了沉重的打击。19世纪末，南亚茶业兴起，取代了中国长期独霸国际茶叶贸易的地位。中国近现代茶业的衰落，除了受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、压迫、掠夺外，又受到国内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摧残。洋行、茶栈、茶贩、高利贷者采用各种方法，残酷剥削茶农，加上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，致使茶户倾家荡产，茶叶出口商则因提高出口茶价，使中国茶在国际市场上丧失竟争力。大批茶园荒芜，茶业逐渐滑入低谷，这种衰落局面，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为止。当代著名茶学家王泽农先生讲述的近现代茶业的衰落，是中国茶史上最惨烈的一幕。

　　随着茶业生产的演变，饮茶风尚也在更变。到了清代，品茶在一定意义上摆脱了贵族气和书卷气，饮茶风气在社会上更为普及。近现代以来，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各种茶俗得到定型和发展，最终把综合性的茶馆文化推到了最高峰。

　　近现代社会，中国已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，但是，仍有一些文人墨客却在其中寻找一块净土，刻意追求前人那些显示高雅素养、表现自我的品茗活动。周作人在《雨天的书》里写道：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。喝茶之后，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，无论为名为利，都无不可，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。”后来，他又继续发表文章，畅谈这种“喝茶之道”。当时，日本侵略者已占领我国东北，正值民族灾难深重、国家危亡之际，一些与时代共患难、与祖国共命运的先进人物，唯恐周作人的这种论道会消磨国人的斗志，鲁迅先生曾经不无调侃地写道：“有好茶喝，会喝好茶，是一种‘清福’。不过要享这‘清福’，首先就须有工夫，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。由于这一极琐屑的经验，我想，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，在喉干欲裂的时候，那么，即使给龙井芽茶，珠兰窨片，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。”（鲁迅《喝茶》）

　　作家阿英于1935年写下《吃茶文化论》，猛烈抨击了周作人等不顾时世艰难，依然气定神闲地在烟灰炮火中喝茶的文人：

　　新文人中，谈吃茶，写吃茶文学的，也不乏人。最先有死在“风不知向那一方面吹”的诗人徐志摩等，后有做吃茶文动，办吃茶杂志的孙福熙等，不过，徐诗人“吃茶论”已经成了他全集的佚稿，孙画家的杂志，也似乎好久不曾继续了，留下最好的一群，大概是只有“且到寒斋吃苦茶”的苦茶庵主周作人的一个系统。周作人从《雨天的书》时代（一九二五年）开始作“吃茶”到《看云集》出版（一九三三年），是还在“吃茶”，不过在《五十自寿》（一九三四年）的时候，他是指定人“吃苦茶”了。吃茶而到吃苦茶，其吃茶程度之高，是可知的，其不得已而吃茶，也是可知的，然而，我们不能不欣羡，不断的国内外炮火龙8long8，竟没有把周作人的茶庵、茶壶，和茶碗打碎呢，特殊阶级的生活是多么稳定啊。

　　年前，芥川龙之介游上海，他曾经那样的讽刺着九曲桥上的“茶客”；李鸿章时代，外国人也有“的‘吃茶’，那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度无救”的预言。然而现在，即是就知识阶级言，不仅有“寄沉痛于苦茶者”，也有厌腻了中国茶，而提倡吃外国茶的呢。这真不能不令人有康南海式的感叹了：“呜呼！吾欲无言！”

　　与此同时，还有一些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虽未能参与其间的论争，却把振兴祖国茶业同争取祖国独立富强的爱国事业结合起来，身体力行地投入爱国运动和振兴中华茶业的报国实践，像被誉为“当代茶圣”的吴觉农，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他是一位实践家，也是一位宣传家。他参加过不少社会活动和活动，但主要精力用在农业，特别是在茶叶事业上。他的茶叶论著非常丰富，涉及面很广，有关于农民问题的，农业和农村经济的，也有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，但主要是茶业方面的著述。吴觉农先生力图以奔走呼号，唤起民众对茶业的关注，同茶业衰退的势头进行有力的较量。

　　吴觉农先生矢志不渝，锲而不舍地为祖国茶叶事业的恢复、振兴和发展，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，在茶叶生产、贸易、商检、教育、科研以及制订方针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为我国的茶叶事业建立了卓著功绩。他积极倡导和筹办茶叶出口检验机构，限制次茶劣茶出口，以维护我国出口茶叶在国际上的声誉；积极改进茶叶生产机制，亲自试办茶叶改良场、试验场，以改良茶叶品种，增加产量，提高质量；1940年在重庆复旦大学创办茶叶系、茶叶专修科，这是我国茶叶高等教育的开始；1941年，他又在福建武夷山麓办起了我国第一个茶叶研究所——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，自己亲任所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被任命为中央农业部副部长，立即着手成立全国性的中国茶叶公司，并亲任总经理。吴觉农先生毕生为振兴我国茶业而奋斗，成为社会主义茶业的开拓者，中国茶学教育与茶叶科研的创始人，也是弘扬中华茶文化的推动者。

　　余悦教授，著名茶文化专家、民俗研究专家，“中国茶文化学”首倡者与理论奠基人，“悦读茶书会”倡导者与推动者。

　　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、中国茶文化重点学科带头人，《茶艺师国家职业标准》总主笔、全国《茶艺师》培训鉴定教材主编，中国民俗学会茶艺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、万里茶道（中国）协作体，江西省民俗与文化遗产学会会长，硕士研究生导师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

　　曾任《文艺理论家》、《内部论坛》、《鄱阳湖学刊》主编，《江西社会科学》杂志社社长、主编，江西省期刊协会副会长，获得首届江西省“十佳出版工作者”、首届江西省“十佳期刊编辑”等荣誉称号；兼任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茶艺导师、南昌女子职业学校高级茶艺顾问、江西广播电视大学茶文化专业建设委员会主任等。

　　主持全国和省级课题16项，发表论文200多篇，《新华文摘》、复印资料、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等转载多篇；撰写书籍60多本。多次到美国、法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等国家和香港、澳门、等地，进行讲学与交流。